第32个世界人口日刚刚过去，人口话题再次引发关注。

虽然各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人口状况和面临的人口问题也不尽相同，但人口负增长、人口老龄化越来越成为不容忽视的问题。

联合国人口基金发布的《2021世界人口状况》全球报告显示，现阶段世界人口总数为78.75亿人，与2019年发布的世界人口总数77亿人相比虽仍保持正增长的趋势，但增速在放缓，更多国家开始出现人口萎缩的现象。

报告同时释放一些信号：世界人口增长的分布出现极不平衡的现象，最不发达的地区将成为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将成为截止到本世纪末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而世界其他地区的人口将在本世纪末结束之前达到峰值并出现下降，进入负增长时期。伴随着经济发展，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将成为常态化问题。

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二者相伴而生、相互作用。首先，人口负增长将会造成劳动力短缺。一方面，劳动效率会随之下降，影响经济发展进程;另一方面，导致更多国家出台延缓退休政策，反而挤占了工作机会，影响生育意愿，进入恶性循环。其次，加速的人口老龄化将加重国家对老年人口的保障负担，不利于社会保障的均等化。最后，即使人口总量的减少会减轻资源环境的负担，但随着个人消费的不断升级，人口负增长仍将影响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面对这一难题，各国都在想方设法加以应对。一是做好社会保障工作，加强制度完善，为老年人口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二是制定中长期人口发展战略，以长远眼光应对不断变化的人口结构。三是为适应不断变化的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调整相应的经济结构，使人口变化与经济发展相匹配。

世界各国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为了“可持续发展”共同目标，各国需要团结起来，一道努力，共同应对。

德国人口“零增长”

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2020年德国人口总数为8320万人。因移民数量减少、出生率未增长且死亡率高于预期，德国自2011年来首次出现人口“零增长”。面对人口方面出现的巨大挑战，德国如何应对?

统计数据显示，德国生育率目前维持在每名妇女生育1.54个孩子，这一比例目前在欧洲国家中处于中等水平。

2020年德国新生儿数量仅为75.5万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去年德国死亡人数高达98万人。此外，疫情使德国外来移民数量锐减。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德国净移民数量一直在不断减少，去年仅为22万人。

联邦统计局分析指出，德国人口基本保持稳定主要得益于长期以来的移民净流入。历史数据显示，自1972年起德国死亡率就已经高于出生率，如果没有持续的移民输入，从那时起德国人口就已开始负增长。

德国城建研究所的一项测算显示，未来20年德国人口数量将呈现出总体稳定略有下降的趋势。至2024年，德国人口将由现在的8300万人左右下降至8190万人。但这一下降趋势较此前的预期要缓和很多。分析认为，大量稳定的移民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德国人口大体保持稳定的重要原因。

在人口总数保持相对稳定的同时，德国老龄化趋势仍在继续。2020年德国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为1800万人左右，占总人口的22%，略高于欧盟的平均水平。这一比例在未来20年内还将继续增加。

数据分析显示，德国人口平均年龄将从2020年的44.6岁增加至2040年的45.9岁。联邦统计局的另一项测算显示，至2030年，德国65至74岁的劳动力人口数量将超过20岁以下的劳动力人口。

老龄化不断加剧给德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与挑战。作为世界上最早建立社会福利体系的国家之一，虽然德国的养老金体系已有着丰富的运作经验，但老龄人口总数不断增加依然给国家财政带来巨大的负担。

为了应对老龄化给社会经济带来的挑战，德国自2012年起开始实行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将法定退休年龄逐步推迟至67岁。根据该政策，2012年至2023年，退休年龄每年延长一个月，2024年至2029年每年延长两个月。

近期，德国部分专家建议应当将法定退休年龄再延长一年至68岁，但这一建议遭到多方的批评与抵制。批评者认为，一味延迟退休对社会产生的冲击太大，给老年人增加了沉重负担，甚至是“反社会”的。但也有支持者表示，退休年龄应当与人口预期寿命关联考虑。随着德国人口预期寿命不断提高，退休年龄应适当延后，这样才能从社会、经济与财政等层面维持养老金系统的正常运作。

除了退休年龄延后外，德国很早就开始实施鼓励生育的政策以提高人口出生率。目前，在德国生孩子，可以享受较长的产假和育儿假，在育儿期间领取育儿津贴，每生一个孩子还可以领取每月超过200欧元的育儿补贴，三孩、四孩的补贴额度还会有所提高。除此之外，未成年子女和没有收入且未满23岁的子女均可享受免费医疗保险。近年来，德国企业在社会和政治压力下对女性员工在育儿期间的雇佣政策也在不断优化。

尽管如此，德国人的生育意愿仍然不高。调查显示，具有较高受教育水平的德国人生育意愿明显低于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群体。愿意生育超过两个孩子的德国女性数量仍然很少。

日本“少子老龄化”

据日本总务省最新发表的2020年国家基础调查速报，截至2020年10月1日，包括外国人在内的日本总人口为1.2623亿人，比15年前减少86.82万人，降幅为0.68%。日本47个都道府县中有38个道府县人口下降，特别是1950年以来日本人口总数首度跌出前十位，成为世界排名第11的人口大国。《每日新闻》惊呼“人口下降趋势明显”。

数据显示，日本东北偏远地区的秋田县人口下降6.16%，岩手县下降5.34%，青森县下降5.32%，全国1719个市町村中有1416个市町村人口下降，降幅超过5%的地方自治体达到一半以上。家庭平均人口2.27人，也为历史最低。仅有东京、大阪、福冈等城市圈人口增加。有评论担忧日本“面临人口下降而造成国家破产的可能”。

造成日本人口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城市化、工业化等社会变化使家庭规模越来越小，除农村外鲜有三代同堂，“核家庭”成为常态。其次，日本泡沫经济破裂之后开始的劳动力市场改革使派遣工、合同工等非正规职员增加，经济基础不稳导致结婚、生育比例下降。据统计，欧洲国家家庭抚养费占GDP总额的3%左右，而日本仅为1%，可见家庭财力明显不足。再次，虽然70%的育龄妇女实现了就业，但日本缺乏帮助职业妇女育儿的社会机制，男性育儿假休假比例仅为7.48%，女性负担过重影响了生育欲望。

日本在人口减少的同时，人口结构也发生重大变化。在上世纪70年代日本人口首次达到1亿人时，老龄化比例仅为7%左右，据预测到本世纪40年代中期日本人口将减少至1亿人左右，但老龄化比例将达到40%，大大高于西方国家20%至30%的水平。另据日本总务省统计，截至今年4月1日，日本14岁以下儿童人口仅为1493万人，同比减少19万人，这是1982年以来连续40年下降，仅为1950年2943万儿童人口的一半。儿童占总人口的比例仅为11.9%，再创历史新低。同时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从1980年的1065万人增至今年的3630万人，占到总人口的28.9%。日本已经成为少子老龄化现象最突出的国家。

2020年日本新生婴儿84.083万人，同比下降2.8%，大大低于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2017年提出的2020年新生人口89万人的预测值。据厚生劳动省统计，妇女一生平均生育人数2015年曾一度回升至1.44人，到2020年又降至1.34人，连续五年下降。新生人口下降将造成劳动力人口减少，使日本的社会活力、经济实力走低。劳动力人口下降的同时老年人增加，将导致医疗、养老等社保负担加重，甚至难以为继。

本世纪以来，日本政府为提高生育率采取了多种举措，但收效甚微。安倍政府时期的“新三支箭”，就包含鼓励生育和支援育儿等多种措施，提出为实现平均生育率1.8人的目标，“创建任何人都能实现结婚、生育愿望的社会”，但目标远未实现。日本首相菅义伟最近提出创设“儿童厅”，将厚生劳动省、文部科学省、内阁府等机构的相关职能合并，为育儿及儿童教育提供更大支持，促进人口增加。今年6月份新修订的“育儿、护理老人休假法”规定，企业有义务鼓励员工休育儿假，并采取更加灵活的休假方式。

为增加劳动力、减轻社保负担，日本已将职工退休年龄从60岁延长至65岁，最新制定的法律鼓励企业、机构为员工实现70岁退休而努力，并鼓励更多妇女就业。

引进外国劳工成为日本政府的救急方略。据日本法务省出入国管理厅统计，2015年在日外国人总数为223.22万人，去年底长居日本外国人达288.59万人。另有预测2019年日本劳动力缺口就达60万人。为此2018年日本修订《出入境管理法》并制定新签证制度，对餐饮、建筑、护理等14个行业新设立了外国人来日工作签证和高级技术签证，但由于禁止普通体力劳动者携家属同行，工作一定年限后又必须离开日本等苛刻条件，外国劳工人数难有更大增加。

印度“有人口，无红利”

2020年末，印度国内人口达到13.8亿人，不仅稳居世界人口数第二名，与中国在人口上的差距更是在逐步缩小。近十年来，印度人口增长速度依旧居高不下，平均年增长率为1.11%，每年净增1500万以上的人口。根据联合国此前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大约在2027年印度人口就会超过中国人口，一些西方的人口专家甚至认为印度可能在2025年赶超中国，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

人口基数大，往往意味着国家在发展过程中能够享受到较好的人口红利。然而在印度，“人口红利”一词恐怕要打上一个问号，甚至有一些人认为所谓印度的“人口红利”就是个伪命题。印度并没能像历史上的日本、韩国一样，搭上人口红利的便车让国家经济腾飞起来，反而被贫富不均、失业严重等问题深深困扰。

印度“有人口，无红利”现象背后的原因很复杂，概括而言就是男女地位有别、教育资源不均等诸多因素造成了本国人口素质问题，人口增长中有相当一部分无法转化成劳动力增长，能够构成劳动力的人口中也有近一半因受教育水平低，只能从事与农业相关的工作，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推动微乎其微。

高速增长的人口对于印度而言不是什么好事，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数十年来，印度历届政府的人口控制政策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时至今日印度人口仍在“野蛮生长”。其实，无论是从经济角度还是政治角度来看，人口控制对于印度而言，着实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

现如今，印度年粮食产量在3亿吨左右，人均粮食占有量仅略高于200公斤，远低于人均400公斤的国际粮食安全标准线。然而，印度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的程度不高，并没有将工业化的成果应用于农业发展。于是，为了提高粮食产量，印度民众普遍选择多生孩子。农业科技尚未迎来变革，粮食产量无法实现飞跃，产量提高的速度自然比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最后的结果就是人均粮食反而越来越少，粮食增产问题陷入恶性循环，人口增长也难以控制。

实际上，自1952年起，印度就提出了人口控制计划，甚至中央政府还在各邦设立了专门委员会，然而道路可谓坎坷之极。“政令不出新德里”，人口控制的政策到地方上并没有得到强有力的执行，各邦人口增长没有得到有效遏制。1975年，当时的印度总理英吉拉·甘地决定实施强制性节育，共完成绝育手术800多万次，却引发民众强烈不满，这也成为她之后下台的一个重要原因。有了历史教训，“节育”可以说是所有印度政党的禁区，各党派为了讨好选民纷纷选择鼓励生育，现任总理莫迪所在的人民党在提倡生育一事上更是十分积极。由此，印度人口的增长局面难以扭转。

印度教的种姓制度让许多文化观念在民众中残留，许多人难以接受生育控制这一理念，这确实是不可忽视的历史因素，但当前印度人口控制难上加难，更多是由印度社会各个领域管理失序的现状所导致的。目前，印度要想将国内庞大的人口数量真正转化为人口红利，推动国内经济社会朝着更高水平发展，恐怕并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