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美国，不少妈妈在工作和生活中艰难“走钢丝”，她们不想成为“超人”，但不得不成为家庭的“超人”。

因为疫情，人们比以前更容易感受到家长里短，之前不在意的细节被放大。大家逐渐发现了“超人妈妈”们原本“看不见的付出”。

隐形付出压力巨大

“我很不安，很无助。离职回家对我而言太可怕了。我向校长哭诉，我从没想过自己会离职……”在美国，像许多因为疫情不得不选择离职的妈妈一样，布鲁克·芭克斯顿放弃了13年的教学事业，在家陪着三个孩子线上学习。

就在去年，她还在什米克小学教授一年级课程。疫情开始后，她并不确定学校是否安全。作为一位妈妈，大家都认为她更应该待在家里，给她的孩子们上课。

不只是芭克斯顿，疫情之下，还有千千万万的美国女性在工作和家庭之间挣扎。面对疫情，她们在专业领域和家庭方面的压力陡增，随之而来的还有排山倒海般的精神压力。

爱丝林·康拉德十分怀念疫情前的生活。当时，她在爱荷华大学社会工作学院担任助教，托儿所会帮忙照料4岁和7岁的孩子。但疫情出现以后，托儿所关闭，孩子们也都回到家里。需要在照看孩子和远程工作中周旋的康拉德突然觉得力不从心。

“我现在除了工作就是照顾孩子，我几乎没有时间去打理其他事情。”康拉德说。从2020年3月开始，康拉德每周至少要花80至100个小时在孩子和工作上，她觉得自己每天都如履薄冰。因此，她努力从已经所剩不多的空闲时间中挤出一点去参加治疗小组，希望能够缓解她的焦虑和沮丧情绪。

妈妈总是“润物细无声”。“女性被要求在投入工作的同时兼顾家庭，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康拉德说。孩子们在此时甚至变成了“不能说的负担”。作为一名职业女性，她认为这次的疫情让工作和生活来了一次激烈的正面交锋。

这种交锋几乎发生在每一天：组织一场孩子们的聚会，给孩子看病挂号，在晚餐里“藏”一些蔬菜，确保购物清单上的内容一样不落，担心孩子在学校有没有好好表现，考虑孩子提出的购物需求，想着什么时候该换一套餐具……这看来都不过是小事，但这一件又一件的小事最终堆积成山。

在育有孩子的美国家庭中，大部分情况下，妈妈总是负责处理这些事情。事实上，自新冠疫情暴发后，不少女性背负了比以往更多的家庭压力，大众视线也开始聚焦女性在家庭中的“隐形”付出。根据联合国发布的数据，疫情前，女性投入家庭的时间是男性的3倍。现在不少女性的家庭时间支出只增不减。

夫妻需要角色转换

失衡的局面愈演愈烈，人们也在疫情的冲击下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必要性，一些回归家庭的男性逐渐了解并承担起责任。

疫情前，临床私人治疗师卡拉·浩塞尔干着传统意义上的家务活。她丈夫的工作性质需要与客户进行长时间沟通，工作时间也缺乏弹性。因此，浩塞尔主动承担起照看4个孩子的责任。

疫情暴发后，由于私人信息管理权限以及网络登录平台要求，浩塞尔无法在家里远程工作。但她丈夫的工作并不挑地点，能够在孩子上网课的时候照顾他们。于是两个人的角色发生了转变，浩塞尔在外工作，她的丈夫主要在家里负责孩子的生活起居。

“有些事不说出来，就真的没有人能够了解。很多时候，我们都把一些付出想得太过当然，直到情况扭转，我们这才意识到没有什么是理所应当的。”浩塞尔看着丈夫和孩子们说。

这样的例子不止在美国出现。

“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太珍贵了。”本·比泽利说。在英国生活的萨拉和丈夫本·比泽利在疫情期间有了第一个孩子巴纳比。当时，整座医院都处于封闭状态，初为人父的比泽利没能和妻儿待上一会儿，就被要求离开了医院。所幸，因为享受带薪育婴假，他能够在接下来6个月的时间里照顾产后恢复的妻子，并见证孩子的成长。

比泽利说：“尽管我们的活动范围有限，但这6个月是我至今为止最幸福的日子。看着巴纳比一点一点长大，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种喜悦。记得有一天，他的眼睛突然瞪得大大的，然后就这么专注地望着我。教孩子怎么坐花了我不少功夫……但他现在坐起来没有一点问题，慢慢地也开始会爬了。”

比泽利会在社交平台上记录巴纳比的成长，这也是向因疫情没能见面的家人汇报近况的方式。在其中一张自拍照里，比泽利背着小小的巴纳比。刚出生的巴纳比似乎还没学会看镜头，但父子俩的笑容都很灿烂，仿佛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爸爸们乐在其中。”一家人寿保险公司的人力部门主管丹尼·哈默认为，“带薪育婴假让爸爸妈妈的家庭角色有所转换，也让老板们的想法发生了变化。它慢慢地把偏见从人们的认知中移除，这对家庭和社会而言都十分有益。”

如何走出围城困局

无论妈妈是不是“超人”，毫无保留地付出都不是女性的义务。美国女性面对的困境折射出社会体系的不完善和社会观念的落后，也成为导致生育率持续下降的一大因素。

数据显示，美国去年生育率再创新低，降至每1000名育龄妇女平均生育56个孩子，生育率为100多年前开始这项统计以来最低，是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一半。与2019年相比，跌幅约为4%，年度跌幅为近50年来最大。而且各个种族、各个不同年龄段的育龄妇女生育率都在下跌。

十多年前，美国总和生育率，即每名育龄妇女生育子女平均人数是2.1，后来一直下滑，去年降至约1.6，创最低纪录，低于世代更替水平。

美国去年有360万名婴儿出生，比2019年少15万，而2007年生育高峰时新生儿人数达到430万。去年亚裔女性生育率下滑8%，拉美裔下滑3%，非洲裔和白人都下滑4%，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原住民下滑6%。

沉重的育儿和医疗费用、高昂的住房成本、不完善的福利制度以及家庭中持久的不平等劳动分配，都是造成生育率低迷的原因。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在疫情开始前，美国在私营企业工作的劳动者只有20%享有带薪休假的权利。而且工资越低的群体，权利越少。在低薪劳动者中，仅有8%的人能够获得带薪假期。“拿工资就不能照看孩子，照看孩子就难以养家糊口”，成为摆在不少美国民众面前的一道难题。

于是，人们开始将目光转向托管市场，但高昂的托管费用让不少家庭望而却步。在育儿费用中，占比最大的是教育支出，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教育支出几乎相当于普通家庭其他育儿支出的总和。

今年母亲节当天，劳工统计局发布最新月度报告，但这份报告绝对算不上是一份母亲节礼物。在疫情下的这一个月里，职场女性人数减少了8.3万人，男性工作人数增加了15.4万人。从这份报告里不难看出，美国职场中的女性身影越来越少。美国妇女政策研究所主席妮可·曼森表示：“有色人种女性中，黑人女性和拉丁裔女性因疫情失业的情况更为严峻。”

疫情下，被职场劝退，托管机构费用昂贵且重启时间未知，回家带孩子似乎成为了美国女性的归宿。不完善的社会体制和落后的社会观念再次扩大了美国女性的“隐形”付出，逼着她们成为“超人”。

实际上，在这场交锋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美国女性的困境。许多男性十分希望陪伴孩子成长，而社会却要求他们只能一心扑在事业上，这种社会观念无疑是一种“绑架”，导致女性走不出家庭，男性融入不了家庭，陷入了“围城”的困局。而这样的困境，并不只是存在于美国。